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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探源
時間:2018年04月19日信息來源:本站原創點擊: 加入收藏 】【 字體:

   浙江,歷史上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占有重要地位,拋開公認的海上絲路三大啟運港之一的寧波港不說,單是作為重要文化符號和民族瑰寶的龍泉青瓷,早在北宋時就開始銷往世界各地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探源

文/王劍波

  宋代湖湘學派創立人胡宏有一句名言:水有源,故其流不窮;木有根,故其生不窮。同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本源,才能源遠流長。那么,在胡宏所處的年代達到鼎盛的海上絲綢之路(也稱海上陶瓷之路),它的源頭和起點又在哪里?

令人驚訝的是,從大量的史料看,國家有關部門及聯合國有關組織對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地的認定竟然僅限于海上港口,而源源不斷將大宗外銷產品陶瓷等運到這些大港的內陸主產地、起運地和運輸線路,竟然未包含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內。筆者認為,這種認定不足以反映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從內陸開始的波瀾壯闊,缺乏完整性。為此,有必要對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中作出重大貢獻的陶瓷原產地和起運地給予重新認定,讓內陸起點地沿線地區在“一帶一路”建設的新形勢下重放光彩。

絲綢之路從陸上到海上的演變

  自公元前139年張騫奉命出使西域,艱難完成著名的“鑿空”之旅,始有延續2000多年的中外絲綢之路。“絲綢之路”通常是指歐亞北部的商路,以長安(今西安)、洛陽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為“陸上絲綢之路”。

  西方對中國東方文化的認識,最早就是通過絲綢之路獲得的。古希臘、羅馬稱中國為Seres,即絲綢。

  “海上絲綢之路”,是指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海上交通的路線。從起始來看,它的年代甚至比陸上絲綢之路還早。但在唐代以前,其規模和范圍還不能與陸路相比。北宋時,海上絲綢之路得到有效拓展,到南宋,海上貿易已達歷史頂峰。其貿易量和覆蓋范圍,已遠非陸路可比。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兩宋時期,疆域逐步縮水,遼、金割據北疆,而西夏又阻斷西域,為了生存和國庫豐盈只能掉頭向海,拓展海上貿易。

  二是宋朝時科技發達,民智開放,造船和航海能力強大。

  三是海外貿易利潤巨大。所以宋高宗趙構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埠通貨賄。”

從兩宋起,由于陸上絲路交通變為以海上絲路為主,交易的貨物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貿易輸出的主要商品從原來的絲綢為主變為以瓷器為主。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也開始以China(陶瓷)代稱中國。日本著名陶瓷學家三上次男在著述的《陶瓷之路》一書中,就把這條運輸瓷器的海上絲綢之路譽為“陶瓷之路”。

龍泉青瓷在宋元時期海上絲路居主導地位

  青瓷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一個巨大貢獻。中國所有瓷器都是在青瓷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青瓷有“瓷器之母”或“瓷器鼻祖”之稱。龍泉青瓷,承自越瓷,始于南朝,興于北宋,盛于南宋。青瓷以瓷質細膩,線條明快流暢、造型端莊渾樸、色澤純潔而斑斕著稱于世。

  燒制龍泉青瓷的龍泉窯是宋代“官、哥、汝、定、鈞”五大名窯之一。北宋覆滅后,汝窯、定窯等名窯被戰爭所破壞,甌窯和越窯也相繼衰落。到南宋中晚期,龍泉窯結合南藝北技,創造了我國青瓷史上的頂峰。青瓷被歐洲貴族贊為“雪拉同”(Seladon,歐洲名劇《牧羊女亞司泰來》男主角雪拉同的美麗服飾),被阿拉伯人譽為“海洋綠”,貴比黃金。

  據初步考證,宋元時期中國的商業和對外貿易異常活躍。海上絲路上劈波斬浪的大部分是中國的商船。商船中所裝的貨物,瓷器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瓷器中龍泉青瓷又占了多數。

  龍泉市青瓷協會會長徐定昌曾在接受浙江日報記者采訪時說:據史料記載,沿甌江兩岸共發現古代青瓷窯址500多處,龍泉青瓷每年出產量達2000多萬件,其中出口估計達1000多萬件。另據浙江在線新聞網站2008年1月2日報道,800年前龍泉是“國家級出口基地”,出口量達1000多萬件。而據《大明會典》第194卷載:當時外銷青瓷盤每只價為150貫(宋元時期1貫為1兩銀子,1兩銀子約合現在500元人民幣)。若按年外銷量和平均單價均減半的保守估計,即年出口量為500萬件,平均每件75兩銀子,則銷售額達3.75億兩銀子,約合人民幣1875億元,相當于2016年麗水市1200億元GDP的1.5倍。

  “中國陶瓷研究之父”、原故宮博物院陶瓷館館長陳萬里曾先后8次到龍泉大窯等地考察古窯址,他說:“一部中國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龍泉”。并寫成了中國第一部田野考察報告《瓷器與浙江》。這部曠世之作確立了浙江瓷器的地位,尤其確立了龍泉窯的地位,成就了中國陶器史上一段佳話。

  由日本宋代研究專家小島毅教授所著《宋朝: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一書中明確闡述:“宋代陶瓷才是貫通古今東西、人類所能得到的最美的器物。”“比起黑瓷和白瓷,當時的宮廷更喜歡青瓷。南方的產地是處州龍泉縣,龍泉窯繼承了自古繁榮的越窯的傳統。”“因為占沿海的地利,所以出口量很大”。

  中國歷史地理學泰斗陳橋驛在為《龍泉縣地名志》作的序中說:“從中國東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灣、阿拉伯海、紅海和東非沿海……無處沒有龍泉青瓷的蹤跡,這條漫長的‘陶瓷之路’,實際上就是中國陶瓷特別是青瓷開拓出來的。”

  日本著名陶瓷學家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書中寫道:進入十世紀前期的五代以至宋代,“生產青瓷的中心地就轉移到浙江省的龍泉地方,這種青瓷器的青色,其清澈猶如秋高氣爽的天空,也如寧靜的深海,這就是名聞世界的龍泉窯青瓷。”“龍泉青瓷長期占據著華南陶瓷的寶座”。

  南開大學著名歷史學教授劉剛、李冬君夫婦在《人民網》發表的《宋朝的大航海時代》一文中指出:“宋代最為流行的不是景瓷,而是龍泉瓷,宋朝五大名窯,其中哥窯就是龍泉瓷的代表,其余四窯,都屬于宮廷品位,不入西洋之流,不在外銷瓷的范疇,唯有龍泉瓷,對內能滿足精益求精的宮廷品位,對外能行銷世界。那時,景瓷初興,青白瓷跟著龍泉青瓷的身后走向世界。”

  《中國瓷網》2016年3月25日發表題為《龍泉青瓷在中國陶瓷史上的地位》一文稱:龍泉青瓷是中國陶瓷史上窯業歷史最長,窯系范圍最廣,產品質量最優,世界影響最大的瓷器。

  2009年9月30日,龍泉青瓷傳統燒制技藝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是全球第一也是唯一入選的陶瓷類項目。

1984年,韓國考古界打撈出一艘中國元代沉船。在這艘船上,共發掘出了17000多件瓷器,其中龍泉青瓷就有12300多件,占比高達72%。迄今,土耳其伊斯蘭堡博物館還藏有中國古代龍泉青瓷1300余件,伊朗德黑蘭博物館、倫敦大英博物館、巴黎吉美博物館等世界著名博物館都將收藏的青瓷視為珍寶。著名的“南海一號”沉船中,也發現了無數件精美的龍泉青瓷。

宋元海上絲路真正起點——龍泉及甌江兩岸

  就像大江大河需要溯源一樣,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也有自己的源頭。不然,古代海上絲路就不完整。既然學界已經公認,宋元時期是海上絲路最鼎盛的時期;既然我們已經探明,龍泉青瓷是宋元期間海上絲路的主要外銷產品和王朝獲利的主要工具與載體,那么這個源頭就應該從大量生產龍泉青瓷的原產地和首次裝載青瓷的商埠碼頭去尋找。這才是陶瓷之路真正的起點。

  現在很多地方都在爭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之地位。但許多只是涉及到沿海商埠,還沒有追尋到它的源本。《人民日報》2014年7月2日刊文指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福建泉州港確定為唯一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廣州港和寧波港也都被文章認為是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之一。

  毋庸諱言,上述港口在古代中國的對外貿易中都作出過重大貢獻,但筆者認為,他們確是起點,但都只是海上的起點,他們的另一個身份是內陸航運陸運與海運的中轉站,而不是全程的陶瓷之路的起點。因為那不是陶瓷首次裝載地,更不是首個商埠碼頭。如果沒有內陸起點和源頭,目前所謂的從泉州等港口起點的路,只能算是一個半截路。我們可以分析推測,認定方可能將海上絲綢之路機械地理解為從海上起始,而把作為海上絲路主導商品的青瓷原產地撇開。如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這樣理解,我們也可要求該組織能夠按青瓷主產地至銷售地的全程的絲綢之路(或稱陶瓷之路)來認定。這樣,也稱陶瓷之路的海上絲路起點地就有了從陶瓷主產地認定和主港口地認定兩種認定。主產地認定與從海上起始算起的認定相比,具有更加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首先,這種認定讓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更合理、更科學、更完整、更人性化,使海上絲路延伸到大宗主導產品的原產地和首次裝載地,讓有陶瓷之路美譽的海上絲路更名副其實,有利于完整地體現海上絲路大宗外銷產品生產——運輸——銷售的全過程,并使海上絲路總長度比原來增加750公里左右(其中麗水龍泉沿甌江到溫州約250公里,溫州出海到泉州約500公里)。

  其次,讓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延伸到內陸腹地,對沿線地區更好地貫徹落實國家“一帶一路”倡議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可以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更多人到內陸腹地旅游和投資,也可促進內陸海上絲路起點地沿線城市的商品更好地行銷世界各地,擴大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交流與合作。

  值得浙江學習和思考的是,內陸地區江西正傾全省之力力證“世界瓷都”景德鎮是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然而,從眾多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宋元時期,景瓷與龍泉瓷還是有一定差距的。前述南開大學教授劉剛、李冬君夫婦在《宋朝的大航海時代》中已講得非常明白:“宋代最為流行的不是景瓷,而是龍泉瓷。那時,景瓷初興,青白瓷跟著龍泉青瓷的身后走向世界。”但江西省卻敢于向真正的青瓷原產地浙江麗水叫板。這也說明了他們在這方面比我們浙江人,起碼是麗水人的品牌意識要強,對歷史遺存的挖掘和保護更為重視和著力。

  那么,陶瓷之路的源頭在哪里?很顯然,就在麗水境內的龍泉以及甌江兩岸星羅棋布的龍泉窯中;而運送青瓷等商品的起點碼頭,就是以大港頭古商埠為主的甌江兩岸的港口碼頭。

  證明甌江兩岸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起始航道,大港頭為重要商埠碼頭的依據和史料頗多。筆者能找到的資料有:

  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千年港埠》一書序言里就明確指出:“蓮都的港埠文化,綿延千年,歷史悠久。”“至兩宋時期蓮都港埠開始走向鼎盛。”“南宋中期,伴隨著對外交流的日漸密切,蓮都港埠更是成為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一站。從這里運出的瓷器、漆器、絲綢遠渡重洋,遠銷日本、印度、東南亞、中非、歐洲等世界各地。”“蓮都港埠作為古代重要的水上中轉樞紐,為促進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作出過巨大的貢獻。”

  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八百里甌江》一書指出:“大量的史料與考古報告可以證實,宋元時期的甌江沿岸航運業與造船業十分發達,港口興盛,著名的龍泉青瓷成為早期海上貿易的重要物品之一。”“八百里甌江,歷來是浙西南的水上交通要道,曾是海上絲綢之路、特別是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節點。”文中還特別指出:“麗水縣的大港頭曾經是一個重要船埠,為‘甌閩之通途,津梁之要害’。”“八百里甌江,沿岸有不少集市、埠頭,如大港頭、下河埠、大水門及青田、永嘉沿岸的各個船埠。”明確了古堰畫鄉大港頭埠作為甌江上游第一個港口埠頭的重要地位。

  南開大學著名歷史學教授劉剛、李冬君夫婦在《宋朝的大航海時代》中繼續說到:“到了宋代,陶瓷之路的起點轉到了甌江上游的龍泉窯,出口就在溫州。從溫州出發,走東洋,或經由明州轉口,或直接就去,下西洋,往廣州、泉州轉口。”明確提出“陶瓷之路的起點就在甌江上游”。

  據《浙江地區古窯址資料》記載:古代青瓷窯窯址在蓮都區域已發現20余處。早期窯址有呂步坑一處,燒瓷時間從南朝至唐代。元代窯址較多,在碧湖、石猴、保定等地均有發現,屬龍泉窯系。書中指的石猴窯就在大港頭東偏北2公里處,保定窯就在大港頭對岸3公里內。這種“前埠后窯”的格局,也為大港頭古代商埠提供了強勁的生命力。

  據《麗水地區交通志》記載,“南宋時期,處州(麗水)龍泉已成為全國最大的瓷業中心。甌江上游瓷窯林立,煙火相望,江上運瓷船只往來如織,日夜繁忙”。如果是夜間,那窯火于朦朧的山光水色之中閃爍,猶如繁星點點;如果是白天,江上運瓷船只拖曳在波光瀲滟之中,又仿佛是條長長的飄帶。那情景,也是非常令人神往。

  而距瓷都龍泉不足百里水路的大港頭,為上下游500口瓷窯的中心,也正為甌江東出溫州的中段,同時又是兩江(龍泉溪與松陰溪)匯聚之處、水陸交通必經之地和麗水交通咽喉,被認為是難得的風水寶地和戰略要地。因此,大港頭埠頭自然成為甌江流域人流船只的匯集之處。

到了明清時期,大港頭商埠仍然繁華。清代處州詩人朱小塘(1852年至1901年)曾在一首《大港頭春望》的詩中描述:“雨歇村南大港頭,湖光掩映夕陽樓;也能熱鬧如城市,六縣來船并一州。”從青瓷外銷歷史看,由于明清實行海禁,龍泉青瓷生產逐漸式微,到民國幾乎難覓其蹤。但據詩可知,清時的大港頭商埠,處州六縣的船只集聚到此處,就像城市一般熱鬧繁華,令人流連忘返。由此也可想象,宋元時期的大港頭商埠,又是何等的盛況?

甌江兩岸應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重放異彩

  如今,習近平總書記大力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賦予了浙江特別是麗水及甌江沿岸地區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我們應讓海上絲路真正的起始地麗水及甌江兩岸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5月14日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講話時提到的“要用好歷史文化遺產,聯合打造具有絲綢之路特色的旅游產品和遺產保護”的指示精神,我覺得當前起碼可以做好以下這樣幾件大事:

  首先是抓緊做好相關項目的申遺和保護。建議麗水、龍泉等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向國家有關部門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絲綢之路(陶瓷之路)起點地的重新認定,明確宋元時期陶瓷之路起點地在麗水龍泉及甌江兩岸的港埠碼頭包括大港頭古埠。建議將“大港頭古商埠及其遺址”納入我國世界文化遺產申報推薦項目“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跡”首批遺產點名單。

  其次是打造具有絲綢之路特色的旅游產品和旅游目的地,同時利用好海絲之路起點地這個金字招牌,做好對海外招商引資這篇大文章。(作者系新華社浙江內參原總編輯


(作者:佚名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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