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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城市化與逆城市化
時間:2019年07月29日信息來源:中國經濟時報點擊: 加入收藏 】【 字體:

目前我國尚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城市化仍任重道遠,因此我們絕不能受“逆城市化”的誤導而放緩城市化進程。

最近有學者預言:中國未來發展將逐步顯現“逆城市化”特征。“逆城市化”是1976年美國學者波恩提出的概念,意思是當一個國家城市化率達到一定水平后,人口會向小城鎮或鄉村流動。此現象能否可看作是“逆城市化”?或者中國城市化的趨勢是否會出現逆轉?本文將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從一種消費選擇現象說起

前年夏天我們到福建東山調研,聽說當地有一條海鮮街,那天特地去那里用晚餐。選哪家餐廳好呢?我們從街道一頭往另一頭搜選,結果發現越靠近中段,餐廳里顧客越多;而走過一半,顧客卻漸漸少下來。有趣的是,去年在北戴河也見到海鮮一條街,而且也是中段餐廳顧客多。于是突發奇想:消費選擇聚中是否是個規律?

帶著這個疑問,后來又到北京的幾處餐飲街作探訪,所觀察到的結果與在東山、北戴河看到的情況大體相同。由此可以斷定,消費選擇聚中應該是個規律。可怎樣論證這一規律呢?科學研究方法論說:事實不能用事實解釋,要用理論解釋。問題是我們用什么理論作解釋呢?這些日子反復思考,所想到的理論解釋如下。

(一)前提假設。作理論推理需要有相應的前提假設,而我的假設是:海鮮一條街是競爭市場,且每家餐廳都是受價者而非覓價者。也就是說,各家餐廳所提供菜品的“性價比”皆大致相同。為何作這樣的假設?因為在充分競爭條件下,誰抬高價格誰就會失去顧客;而壓低價格則引發惡性競爭,會導致所有餐廳多敗俱傷。

(二)推理工具。研究人類行為規律當然是要用需求定律。需求定律說:在特定約束條件下人們要爭取收益最大化。而此處對消費者來講,約束條件是搜尋餐廳所付出的成本(時間與體力);收益最大化,則是尋找到“性價比”最優的餐廳。顯然,消費者作何選擇最終要根據自己的“搜尋成本”與“餐廳性價比”作權衡。

(三)成本收益分析。從成本看,隨著搜尋餐廳數量增多,消費者體力或時間耗費增加,邊際成本不斷上升;從收益看,由于存在競爭,餐廳“性價比”大致相同,并不存在最價廉物美的餐廳。這就是說,人們從街道兩端搜尋至中途,其邊際收益皆為零。既如此,當兩端顧客碰面交換信息后會停止搜選,于是形成了消費選擇聚中現象。

若以上推理成立,我們便可提出“消費選擇聚中定理”。可表述為:假定市場存在競爭且供給產品的品質相同,那么消費者對消費場所的選擇一定聚中。反之,若市場競爭受到限制,或者產品的品質存在差異,則消費者選擇不會聚中。比如“酒好不怕巷子深”,消費者不聚中選擇,是因為產品的品質與眾不同。

從消費選擇聚中看工商企業扎堆現象

現實中還有一個現象:工商企業大多偏好扎堆。留心觀察,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城市最繁華的地段,往往是中心城區。為何中心城區會最繁華?因為中心城區的商鋪相對密集。若進一步問:各類商鋪為何要選擇在中心城區扎堆?解釋這一現象則需要借助上面的消費選擇聚中定理。

事實上,商家在何處開店也是行為選擇,既然是行為選擇,那么也得服從約束條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規律。對商家來說,約束條件是生產成本和銷售成本;而利益最大化,則是爭取最大化銷售利潤。就單個商品來說,利潤等于價格減成本。若成本一定,價格越高利潤越大;若價格一定,則成本越低利潤越大。

根據供求原理,商品供不應求,賣方可以按成本加利潤定價;但若商品供過于求,價格則由需求方(買方)決定。然而市場經濟常態是商品供過于求,故價格通常是由買方的需求決定而非賣方的成本決定。既然商品價格由需求方決定,而銷售收入等于單位商品價格乘商品銷售量,于是銷售量便成為決定銷售收入的關鍵變量。

進一步分析:企業總利潤等于總銷售收入減總成本。前面說過了,決定銷售收入的關鍵變量是銷售量,而根據消費選擇聚中定理,商家為了擴大銷售量,必然會選擇在消費者密集的中心城區開店;另外從成本看,假定短期內企業技術變化相對穩定,生產成本也相對穩定。如此,銷售成本就成為決定總成本的關鍵變量,若要降低銷售成本,商家也會選擇在中心城區開店。

以上是對工商業扎堆的理論解釋,要判斷這一解釋是否成立,則需要用事實作驗證。限于篇幅,這里我僅舉兩例:一個例子是小城鎮的前店后廠。不知讀者是否注意到,國內小城鎮存在一種普遍現象,那就是臨街面大多是商鋪,而商鋪后面是加工作坊。對為何存在這種現象,我曾與多家商鋪主人交談過,他們一致的解釋是,前店后廠既方便消費者購買,也能節省商家的銷售成本。另一個例子是大城市的銷售門市。與前店后廠不同,比如茅臺酒、陽澄湖大閘蟹等生產地并不在大城市,而生產企業卻選擇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設門市(專賣店),出現這種現象原因有二:一是生產工藝對氣候、土壤、水質等有特殊要求,產品在當地生產的成本更低;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市場需求大,在大城市設門市可擴大銷售,同時也可節省消費者的搜選成本。

現實生活中類似的現象很多,究其原因,說到底皆是工商企業為了爭取利潤最大化而生產跟著銷售走,銷售跟著消費者走;而由于消費者選擇傾向聚中,所以就有了工商企業扎堆現象,這種帶規律性的現象我們不妨稱為“工商企業扎堆定律”。

從工商企業扎堆看城市化規律

據歷史學家考證,城市最早起源于鄉村集市。隨著家庭自然分工(男耕女織)和生產工具改進,生產效率提高,人們生產的產品除了滿足自己消費還有了剩余。剩余產品需要交換,于是在一個區域的中心慢慢出現了集市。不過早期集市的交易量并不大,而且只在固定時間(如每月初一、十五)交易,因為當時人們剩余產品不多,沒人會每天為賣兩、三個雞蛋就跑一趟集市。

需要研究的是,早期的鄉村集市為何會演變成后來的城市?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是自然分工發展成社會分工后,社會分工推動了城市的興起。

經濟學說過,商品交換有兩個前提:一是不同的產品所有權;二是社會分工。若不保護生產者的產品所有權,不可能產生商品交換,而且會導致偷盜、搶劫盛行;而若沒有社會分工,也不會有普遍的商品交換。比如當種植業與紡織業成為固定的社會分工后,人們就需要互通有無,而要互通有無,就必須交換,否則專門種糧食的會沒衣服穿,而專門織布的會沒糧食吃。

分工是交換的前提,但有交換并不等于就有城市。所謂“興城先興業”,說的就是城市發展要有產業作支撐。是的,假若沒有工商企業在集市附近扎堆,集市不過就是個交換場地,不可能變成城市。由此想深一層,工商企業選擇扎堆其實除了消費者傾向聚中選擇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社會分工。若沒有社會分工,也不可能有工商企業扎堆。

何以作此判斷?讓我仍以種植業與紡織業分工作分析。眾所周知,種植業的勞動對象是土地(農田),由于農田搬不動、移不走,這就決定了種植業不可能到異地扎堆。然而紡織業不同,它不以農田為勞動對象,可以離開農田到某個銷售地投資設廠。也正因如此,所以我們說有了社會分工,工商業扎堆才有可能真正扎堆。

需要追問的是,工商企業扎堆為何能帶動城市的興起呢?可從兩方面看:一方面,工商企業扎堆會對勞動力產生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工業部門收入高于農業部門,勞動力也會從農業向工商部門流動。我們知道,勞動力既是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而且勞動力流動會伴隨資本、技術等要素向工商業部門流動。當工商企業數量集聚到一定規模,集市也就漸漸變成了城市。

事實確也如此。今天的城市之所以分別處于不同區域的中心位置,歸根到底,是消費聚中選擇和工商企業扎堆所形成的結果。放眼看,迄今為止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化國家繞開了工業化;也沒有一個工業化國家繞開了城市化。可見,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密不可分的同一過程。

也許有人問:城市是工商業扎堆的結果,可為何城市會有大小之分?對此我們仍需從分工與交換的角度解釋。經濟學講:分工決定交換,但同時交換的范圍也決定分工的范圍。換句話說,市場交換的半徑越大,分工范圍就越大;分工范圍越大,從農業分離出的工商從業者就越多。工商從業者越多,城市規模也就越大。

舉個例子解釋吧。若交換范圍僅局限于一個村,那么分工就只能在一個村范圍進行。假定一個村分工后有8戶人家從事工商業,顯然,僅有8家工商企業的集市算不上城鎮;若交換范圍擴大到10個村,在10個村分工則有80家工商企業,這樣集市就能變成城鎮;若在100個村范圍內分工,有800家工商企業則可足以撐起一個縣城。

中國城市化趨勢會逆轉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對前面的分析作一簡要總結,有三個重要觀點:第一,消費者對消費場所的選擇具有聚中傾向;第二,工商企業偏好在消費者密集地集聚扎堆;第三,城市發展需要以工商企業扎堆作支撐。如果以上三點成立,那么便可作為我們討論中國城市化趨勢是否會逆轉的直接判據。

先看消費聚中選擇。有學者認為,進入互聯網時代后人們搜選商品的成本會大幅降低,消費選擇聚中規律將不再成立。此看法是片面的。在互聯網上搜尋商品信息的成本雖會降低,但要從海量信息中甄別商品優劣也有成本,比如有人買到假貨或不中意的商品,其實就是他所付出的成本。這樣看,網店不可能完全取代實體店。只要有實體店存在,消費聚中選擇規律就不會變。

再看工商企業扎堆。隨著企業投資規模不斷加大,投資邊際收益會遞減,勞動力工資增長也會受到限制;同時隨著工商企業數量增加和城市人口密度加大,城市居民生活成本會提高。在此情況下,確實會出現企業(人口)向小城鎮和鄉村遷移的現象,但這種現象并不能改變工商企業扎堆定律,只是工商企業轉換了扎堆地點而已。

再看城市的產業支撐。工商企業選擇在何處扎堆,那里就會發展為城市,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一定如此。深圳是典型的例子,改革開放前深圳只是個小城鎮,1980年設立經濟特區后,吸引了大量工商企業扎堆,短短40年,深圳今天已發展成為聞名遐邇的大都市。相反的例子是澳大利亞的堪培拉,堪培拉雖是該國首都,但由于沒有足夠的工商企業扎堆,至今也不是大城市。由此可見,城市化要以工業化為依托也不會改變。

既然以上三點皆不變,那么怎樣看待美國學者波恩提出的“逆城市化”呢?我們的看法:企業(人口)從大城市向小城鎮或鄉村流動,只能說明城市存在適度規模限制,但不能將此看作是“逆城市化”。恰恰相反,這種流動表明城市化將全面提速:比如現在有些鄉村慢慢會變成小城鎮;有些小城鎮會變成小城市;有些小城市會成為中等城市或大城市。近年來工商資本下鄉,農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已經顯現出這種勢頭。

分析至此,本文最后的結論是:無論生產要素向何處流動,它所改變的只是城市的規模和城市的生長點,而不可能改變消費選擇聚中和工商企業扎堆規律,故城市化的趨勢不可能逆轉。具體對中國來說,目前我國尚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城市化仍任重道遠,因此我們絕不能受“逆城市化”的誤導而放緩城市化進程。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


(作者:佚名編輯:zhan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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